【大紀元10月17日訊】2009年10月16日,應法蘭克福書展和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邀請,作為嘉賓參加了書展「兩種不同文化中的寫作與生活」研 討會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先生表示,他喜歡看大紀元,認為文章寫得很好、很有深度,並希望「繼續辦下去」。
高行健於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因六四事件與中共決裂,當時中宣部曾經下令封鎖高行健獲獎的消息,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並不知道當年的文學獎得主竟是一位華人。
現 在,高行健先生在用法文寫作,隨同參加本次學術交流的楊煉先生用英文寫詩。他們都談到了寫作要爭取內心的自由,面對的價值觀就是真實的。雖然人是孤獨的, 但思想是可以共享的,文學和藝術之所以有一種生命力,無可抵擋的生命力,可以超越國家、時代、人種,因為它是符合人性的。研討會座無虛席,很多人只好席地 而坐或站著聽講。會後,不少聽眾圍著高行健先生索求簽名。
高 行健在談到寫作時說:「作家在政治面前、在社會面前,只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脆弱的人,他不可能改造這個社會,改變政治,我認為面對這些,作家是無能為力 的。但是作家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他面對紙和筆的時候,如果他的內心是自由的話,他的創作就是他的真實,這個創作可以不顧一切的阻力和社會的條件限 制。」
高行健談到:「真誠是作家的本領,真實是作家的價值。」他認為自由不是無邊的胡思亂想,而是建立在一個對真實的、確認的價值上的自由。
會 後,高行健先生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的採訪。當他知道昨天(15日)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女士造訪了《大紀元時報》在書展的展位、並且表示希望此舉能對敢於揭露共產專制真相的獨立媒體和華人異議作家的有所幫助,聽到這一消息, 高行健先生笑了。
他對大紀元記者表示,說他很喜歡看大紀元。「大紀元,我看到了,覺得挺好,我認為文章寫得很好,很有深度。」最後他笑著說:「繼續辦下去。」
高行健簡介
高行健,中國劇作家、小說家、畫家、導演。同時,他也是個翻譯家,尤著於翻譯塞繆爾.貝克特和尤金.伊歐涅斯柯的作品。
他1940年1月4日出現於江西贛州,祖籍江蘇泰州,父親是一名銀行職員,母親是基督教青年會成員,做過抗日劇團的演員。在母親的影響下,高行健對戲劇、寫作產生了興趣。
1980年代末前往歐洲,現為法國公民。1989年六四事件後,高行健宣布退出中共。1990年,劇作《逃亡》在《今天》第一期發表,同年在瑞典皇家劇院首演,由此更加觸怒了中共,高行健被開除公職,在北京的住房被查封。高行健則宣布,不願再回不自由的中國大陸。
2000年,高行健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和藝術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由於中宣部曾經下令,全國所有的媒體對此事隻字不提,所以很多中國人並不知道獲文學獎的人是個華人。
【大紀元10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周曉輝法蘭克福報道)10月15日下午,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女士造訪《大紀元時報》設於法蘭克福書展的展位,以此表示對敢於揭露共產專制真相的獨立媒體和華人異議作家的支持和鼓勵。穆勒的出現引起 巨大轟動。
從這位新出爐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昨日(10月14日)首次在展會露面之後,這位原籍羅馬尼亞的女作家就像一塊磁石一樣,無論她什麼時候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裡,立刻就會被人群團團包圍。
10月15日下午三點半剛過,位於法蘭克福國際書展3.1館的《大紀元時報》展位前人頭攢動,趕來一睹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風采,看穆勒與大紀元以及華人異議作家見面的記者和觀眾瞬間把展位前的通道堵得水泄不通。
四點整,人群中突然出現一陣騷動,緊接著閃光燈像密集的雨點一樣響成一片,身材瘦小的赫塔‧穆勒擠過一排由攝影記者的長焦鏡頭組成的屏障,滿面笑容地出現在觀眾面前。
德語媒體早有報道說,赫塔‧穆勒喜歡用文字與讀者交流,卻不太喜歡在公眾場合露面。今天下午,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顯得略有一絲靦腆。歐洲大紀元時報總編周蕾女士讚揚赫塔‧穆勒用小說的形式,把一把鑰匙交到每個讀者的手中,幫人們開啟了一道通往一段封閉歷史的大門。
在 羅馬尼亞出生的穆勒在共產極權下生活了大約三十年的時間,她的作品題材大多是對在共產極權下的生活經歷的回憶以及對那段災難性的歷史的反思。「穆勒女士的 語言風格簡潔,卻又極為優美,她把一大群被人遺忘、蒼白而又模糊的共產極權受害者的形象還原成一個個有血有肉,有苦有笑的活生生的人,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無 言的痛苦和求生的慾望」,周蕾稱赫塔‧穆勒是一位「拒絕忘記的女作家」,「她的獲獎是對在生活在中共極權統治的陰影下堅持寫作、敢於打破中國特有的集體失 憶現象的所有作家與記者的鼓勵」,周蕾在對穆勒致賀時說。來自美國的流亡詩人貝嶺表示;「穆勒女士獲得本屆諾貝爾文學獎是所有流亡作家的共同榮譽。」
赫 塔‧穆勒稱共產國家是一個龐大的監獄,她表示自己的福氣在於,「活得比一個專制政權長」。她在發言中說:「我的一些朋友去世了,對於他們來說,齊奧塞斯庫 政權倒台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專制終歸是要倒台的,但是如果人的生命沒有那麼長,那麼對這個個體的人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人生的意義體現在他活著的這段 時間裏,如果他的生命沒有專制的時間長,那麼他的一生就是一個被一個極權剝奪了的一生。很遺憾,這樣的事情仍在發生,比如在中國、古巴和伊朗,而北韓就更 別提了,他們生活在另外一個星球上,他們根本就不在人性的範圍之內,那裏是一個龐大的監獄。」
2009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今年是柏林牆倒 塌二十週年,同時也是天安門大屠殺二十週年以及中共鎮壓法輪功十週年,赫塔‧穆勒批評中共當局通過言論控制抹殺民族的記憶,她說:「中國在經濟和其它領域 的發展令人眼花繚亂,但是對人權問題卻不聞不問,當局禁止談文化大革命,更不許談天安門六四屠殺學生的事件,他們不明白,意識形態有可能走得太遠,而完全 違背了正常人的狀態,把整個民族控制在手中。」
赫塔‧穆勒在談到自由媒體時,對大紀元表示:「我能夠想像您們所有人為此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而且要為此承擔怎樣的風險。希望您們能夠因為您們所做的事情而得到回報。希望不久以後在中國出現一個來自內部的或者是來自外部的強制力量,改變(中國的) 人權狀況。」穆勒吐露,在羅馬尼亞生活時,每天聽境外的「自由歐洲電台」: 「我當時聽自由歐洲電台,一天不是只聽一次,而是聽好幾次。在羅馬尼亞,不聽自由歐洲電台的人就是傻瓜。」
她對在場的中國異議作家表示:「如果我能通過任何一種形式給您們提供任何一種支援的話,如果我得到的獎項能夠為您們起到一種保護作用的話,我將非常高興。」
專制下的勇氣和責任
出 生於羅馬尼亞,親身經歷過齊奧塞斯庫的專制政權的穆勒,由於1979年拒絕和羅馬尼亞秘密警察合作,失去了工作。在談到面對強權的勇氣時,她表示,因為害 怕自己無法對自己做的不好的事情負責的這種恐懼,使她敢於拒絕這個專制政府。「勇氣是恐懼的另一面。在一個專制之下,人們需要勇氣和責任感。當然每個人都 會害怕。一個人應該經常問自己,我能不能對我所做的事的後果負責。我不想說的,我就不說,即使是一種意識形態要求我說,我也不說。」
半個小時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為了表示感謝,歐洲大紀元總編周蕾將大紀元出版的《九評共產黨》和博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傳記《神與我們並肩作戰》的德文譯本贈送給赫塔‧穆勒。
赫塔‧穆勒在呼籲營救高智晟的徵簽表上鄭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貝嶺、還學文、仲維光、阿海、茉莉、傅正明、廖天琪、徐沛等異議作家參加了當日的見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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